六月底，阿里巴巴正式向美国加州联邦法院递交起诉书，对美国国防部、国防部长Pete Hegseth、副部长Stephen Feinberg等提起诉讼，申请将自身从“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移除。诉状明确指出，列名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未履行告知义务，直接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侵害了企业的合法言论自由。在此之前，小米（2021年通过联邦诉讼程序胜诉移出）、禾赛科技、药明康德等一批中国出海企业，已通过诉讼或公开对抗回应过同类不公决定。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已超越传统合规范畴，深度嵌入地缘政治博弈。在跨境法律环境高度碎片化的当下，被动应急的争议处理成本高、胜诉率低，企业亟需建立“大争议”思维，提前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
一、出海做好争议解决的司法保护
过去十年，中国出海企业的经验，多集中在商业层面的市场开拓、本地化运营搭建与基础合规。但2020年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升级，实体清单、涉军清单、UFLPA、数据行政令等各类监管工具密集出台，不同规则之间的联动约束效应持续放大。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杜超指出，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标志着中国出海企业首次以完整司法对抗姿态，直接挑战美国最高层级行政部门作出的涉军列名决定，彻底跳出了过去仅依赖外交斡旋、行业游说的传统应对路径，运用东道国本土法律规则完成对企业核心权益的有力捍卫。
出海企业不应单纯将争议视为案件发生后的救济手段，应从出海规划起，就将跨境争议解决体系建设放到与商业模式设计、核心技术布局同等重要的战略优先级位置。
国际监管规则快速迭代的环境下，被商业竞争对手或政府施压，几乎是每一个出海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概率会遭遇的。跨境争议预防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出海争议实际爆发时，企业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调动跨法域的多元法律工具，搭建起适配当地法律环境的攻防体系。
二、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堵漏”
此前，出海企业面对清单类不公制裁，普遍将政府层面交涉、行业公关游说以及常规声誉管理作为核心应对手段。根据2024财年与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的修订（后者于2024年12月签署），美国联邦政府被限制与涉军清单关联企业及其合作的中介机构缔约，2026年6月30日起相关禁令将正式生效，因此，主流游说、法律服务机构出于合规避险，会主动终止与被列名中国企业的合作。
张杜超认为，环境剧变倒逼策略重构，核心是打破诉讼仲裁、数据监管、合规治理乃至跨境债务重组等模块壁垒，整合为协同应对方案，聚焦三个层面：
1.争议解决地选择前置化
越来越多出海企业在跨境商业合同谈判阶段，就直接将争议管辖法院约定为对自身商业逻辑更友好的司法辖区，比如加州、特拉华州的联邦法院体系。同时在常态化合规评估中，新增“遭遇极端列名后启动跨境诉讼可行性”维度。将争议解决的时间窗口从“事后补救”前移至“事前设计”，预留充足的诉讼选择空间。
2.证据链日常储备常态化
阿里巴巴起诉时能够清晰列举自身不属于“军民融合关联主体”的完整事实依据——包括阿里主张的完全独立的董事会治理架构、无任何军方关联客户、未持有任何军工相关资质许可等，这些核心证据是嵌入企业日常合规体系中沉淀形成的标准化记录。这种“证据前置”的做法，体现了 “全生命周期法律管理”理念：高效的争议解决始于风险未爆发时的系统准备。
3.专业“外脑”网络前置布局
目前已经完成风险预判布局的出海企业，普遍在美国常备至少两家不同定位的专业律所：一家负责日常行政层面的规则沟通与合规预警，另一家专攻复杂跨境诉讼程序，形成双轨并行的标准化争议应对预案。高烈度跨境危机下，不仅是游说服务，包括舆情公关、法务应对、跨境合规申诉的服务网络，都需要在危机爆发前布局，避免制裁落地后服务机构出于避险心理退出。
三、法律刚性如何服务于商业弹性？
中国企业运用跨境争议机制的目标，不是单方面击倒对手，而是将法律工具转化为商业谈判筹码——即便对手是一国政府。
如仅囿于传统诉讼思维，耗时漫长的司法程序即便胜诉，扣除律师费、时间成本和商誉损失后，实际收益未必覆盖投入。更符合长期利益的实操是：以取得的财产保全裁定、阶段性有利判决作为谈判敲门砖，以获取最优和解方案为核心目标——比如对等股权置换、长期订单锁定等务实方案——实现法律资源向商业价值的转化。
“我们在境内市场实务中总结的‘商事诉讼联合驱动’策略框架，在跨境争议处置场景中同样具备极强的参照价值：多重法律风险叠加的复杂局中，单一诉讼路径胜败未必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多程序协同效应，利用当地不同合作主体的支持，为商业谈判创造出最有利的博弈条件”，张杜超表示，在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类跨境纠纷中，法律抗辩口径必须与公关传播策略同步前置。提前做好预案防止对方利用司法程序（比如申请临时禁令）制造负面舆情，冲击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用户信任。当然，这一过程，中国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外交部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结语
《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项下涉军清单仍在增加。截至目前，该清单内企业数量已增至188家，名单中还涵盖了百度、比亚迪、蔚来等多家中国头部科技制造企业。争议的爆发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长期积累的技术缺陷、合规疏漏、管理失序在特定触发场景下的集中显现，一旦进入诉讼，损失往往不可逆。
阿里巴巴案标志着中企运用美国本土司法审查机制主张权利的根本转变,这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法律能力，强化建立“大争议”思维：将法律从被动防御之“盾”转为主动博弈之“矛”，用对手的规则反击政治化不公。唯有如此，中国出海企业才能在地缘博弈中守住商业理性，赢得制度性公平。
